山楂树之恋

人一怀孕，荷尔蒙就开始神奇地起作用。你惊异地看着自己的身体从内到外、自顾自地发生变化，根本就不和你商量。容光焕发、脸面滋润自然是好事，可还有一些不那么舒服的改变，比如胃口。

先是饿。饿的滋味谁都尝过。可刚一饿就受不了，如果不马上吃点什么就惶恐绝望，精神崩溃，仿佛到了世界末日一般，就不是一般人常有的体验了。有天半夜，我被饿醒了，又实在懒得起床弄吃的，半梦半醒间犹豫不定，竟然恼得哭了起来。幸好Peter也醒了，顺手给我递过来一把大枣儿。我就猫在被窝里，闭着眼睛耗子一样啃了起来。我捉摸着，这种饿感大概是远古洪荒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本能反应，敦促母亲更积极地寻找食物，使得婴儿有更多的机会存活下来。可惜这种本能放到现在，只是催生了很多胖孕妇，难为了像我这样好吃懒做的婆娘。

除了饿，对食物的挑剔也很变态。Cheese本是我喜欢的，可忽然间连闻也闻不得，一闻就反胃；avocado也是我购物筐里的常项，不知怎么一来就再也不想，任它腐烂然后扔掉。恨得决绝，爱得也极端。想要吃什么，就一定要吃到，不然就抓心挠肝一般。有一天，忽然想起山里红来。一种比山楂要小一些的野果子。小时候，花4分钱从路边村妇的地摊上买一碗，咬一口，酸得一哆嗦。又想起小时候只有生病的时候才能够吃到的山楂罐头，想起后来每次放假回家，我爸爸拿个小刀，把买来的山楂一个一个剔掉核儿，然后把山楂肉煮开，加上白糖，黏黏的山楂汁裹着山楂肉，喝一口，吃一口……满嘴口水的同时，眼泪就又下来了。

在我住的这个美国小城市，根本没有山楂卖，更别提山里红了。字典里甚至找不到山楂这个词。这似乎更刺激了我对山楂的馋念。我到超市里，尝试着寻找各种替代品。Roseberry，不像；蓝莓，不像；草莓，就更不像了。我一向对吃的事情不那么上心，人也比较大条。忽然对某种吃食想到刻骨铭心的地步，实在不是我的风格。荷尔蒙的作用完全是超意志的。

就在那个周末，一早，我跟着Peter和朋友Barbara沿着街边道跑步。Barbara领着，跑了一条和往常不太一样的路线。正跑着，忽然迎面被垂下来的树枝挡了一下。我头一偏，手一拨，躲了过去。顺手捋了一把叶子和果子。松开手掌仔细一看，老天，这是什么？我把红色的果子放到嘴里咬了一口，酸酸甜甜的，还有点面，虽然不是我习惯的那一种酸脆，但是是山楂或者山里红无疑了。

踏破铁蹄无觅处啊，众里寻他千百度啊。我蓦然回首，望见一棵普通的路边树上，点缀着满树星星点点的红色小果实。刹那间，四周灯火阑珊，只有满树的幸福在向我招手。另两个人已经跑远了，我不便停留，记下街牌，匆匆赶上，留恋地一再回望。

第二天一早，等老公上班，孩子上学，我迅速出门，步行3公里，直奔这棵山楂树所在的街路。到了才发现，一共有三棵树，结着比山里红大、比山楂小的红色小果实。基本上都在伸手就能够到的地方。一股幸福的口水涌进嘴里。我环顾四周，街路上静悄悄的，几乎一个行人都没有。只有一两辆小车偶尔驶过。可是，可是，这样会不会太显眼？这棵树有主人吗？如果我就这样伸手去摘，会不会从路旁的房子里传出一声断喝：Stop!？心一虚，脚下就没敢停留。只是假装漫不经心的样子顺手捋了几颗。待三棵树都捋了一遍，我转身回走，又顺手每棵树上摘了几颗。走到第三趟的时候，做贼的心虚感已经超过了对山里红的贪念，只好收手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从已经塞满的兜里掏出一颗，从头上一咬，正好露出四颗籽儿，一挤一甩，籽儿就掉了。我把剩下的果肉扔进嘴里。顿觉颊间一酸，口舌为之一爽。多日的相思之苦一朝得解。小时候的记忆马上复活了。放学路上，也是这样边走边吃。吐一路的核籽。在营养供应不足的年代，酸得倒牙的山里红，成了维生素的重要来源。而今，贫困年代的口舌记忆却成了孕期的一种心结，非要重温一遍才得解。

我把籽儿甩进路边的草丛里，一点也不感到内疚。让这路上长满山楂树吧。那时候，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想摘多少摘多少了。——它们都是我种的。

The little tough one (2)

3,
得知真的怀孕了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，不能要。
养孩子于我，是一件责任多于乐趣的事。以单亲妈妈的身份独自抚养女儿长大，其又当爹又当妈的辛苦疲惫、无依无靠的感受无以言表。如今，女儿已经13岁，再过几年就要送出去读书了。那是曙光在前、胜利在望的期待。如果，如果一切都要重新来过，就仿佛已经看到了延安的巍巍宝塔，忽然又折回江西，把万里长征重走了一遍。
而我对重新开始美国新生活的期许，对迟来的二人世界的向往，都要因为这一意外事件而瞬间改写。这不公平。至于Peter，要在几乎是当爷爷的年龄当爸爸，也多少是有点尴尬的事。
何况，对于生养第二个孩子，受计划生育政策多年洗脑，潜意识里多多少少有一点负罪感。
还要加上一个很现实的考虑：在不知怀孕的情况下，我参加移民体检时，打了三针疫苗。小护士举着针管，例行公事地重复着：怀孕不宜注射此疫苗。注射后三个月内不宜怀孕。我咧嘴笑了笑，说知道了。小护士就一针扎了下去。其实我不知道，那时候Baby已经安营扎寨8周了。
万一，万一这个孩子有出生缺陷怎么办？生下来就有残疾怎么办？
连着几个晚上，我早早入睡，却在半夜醒来。翻来覆去地掂量。我想像着，学校的同学指着Peter对我的孩子说，你爷爷来接你了。我想像着，当我们退休时，同龄的朋友背起背包，把门一锁，就周游世界去了。而我们的膝下还有一个每天要督促做作业的淘气包。还有那些腰酸背痛直不起腰的疲惫，睡得正熟却要起来对付哭闹的孩子、想抓紧时间睡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的感觉……
我想，还是不要吧。
可是，当真的准备下决心的时候，我却莫名地不安焦虑起来。所有这些决定终止一个生命的理由，都很自私，考虑的都是我自己的感受。而那个坚定地、聪明地来到这个世界的little tough one，他会怎么想呢？这样对吗？对这个小生命来说公平吗？
我想起14年前，当得知怀上女儿时，在要和不要的两难间，也是一番挣扎。当时的丈夫对我说，我们恐怕早晚要离婚的。所以这个孩子还是不要了吧。我坚持。他说，那你要做好当单身妈妈、独自抚养孩子的准备。那时候，我们刚刚结婚8个月。我仍然不管不顾死命地坚持。孩子留了下来。而如他所言，孩子三岁的时候，我们离婚了。
我问Peter，你呢，你怎么决定？他给了我一个big hug，说，这是你要做的决定。不论你怎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
我给在海南的朋友春晓打电话。 问她，你说，我这么大的年纪，还能再养一个孩子吗？春晓比我年轻几岁，在养了一个儿子后，又养了一个小女儿。听说我怀孕了，竟然很兴奋，干嘛不要呢？一定要养啊。和她通话的时候，正是我这里的凌晨3点。她说， 人这一辈子，应该体验一回和自己相爱的人共同养育一个孩子的感觉。
和相爱的人一起抚养孩子。这句话一下子打动了我。我觉得心头豁然开朗。所有的不安焦虑风消云散。
重走长征路又能怎么样？这一回，我不是一个人。

The little tough one（1）

1，

2007年8月，当我们第一次租下这处位于麦肯利街的老房子时，希腊房东迪莫斯就郑重地警告：我这房子有魔力，你们要当心啊。当心什么呢？“住进来的男女，十有八九会怀孕。已经有好几个婴儿在这房子里出生了。”Peter和我都摇头：不不不，我们已经有一个8岁的女儿，不打算再养孩子了。

曾经和Peter探讨过好几次再养一个孩子的可能性。可每次讨论的结果都是放弃。虽然也常常被养个漂亮的混血小姑娘的念头弄得心痒痒的，可那种感觉和喜爱一只小猫小狗差不多。再说我们只是暂时寄居美国，以后何去何从，落脚哪里还是未知，哪有余力考虑养孩子呢？

2年以后，当我们搬出老房子时，什么也没发生。房东的话早就被抛到了脑后。我和女儿按期回国服那个“2年归国服务期”，Peter搬回他以前住的little cottage。2年时间就在Peter不断的美国–中国的折返中过去了。当然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生。

2011年秋，当我和女儿服务期满、得以重回美国时，因缘巧合，我们又有机会租下麦肯利街这处百多年的老房子。此时，Peter已经是美国永久居民，而我和孩子的绿卡也指日可待。奔波了两年，终于要安定下来了。

老房子还是2年前的老样子。很有Yesterday once more 的感觉。女儿去了离家不远的一所中学，我也开始忙碌地打理新搬的家。可是，2个月以后，我竟然发现，自己怀孕了。不约而同地，我和Peter都想起了房东迪莫斯的警告。

2，

回推起来，我几乎是在一住进这处老房子时就怀孕了。此时，我43岁，Peter52岁，早已过了生育的最佳年龄。更何况，多年前，我因为宫外孕导致大出血，不得已手术割除了一侧输卵管。这意味着受孕的机率只是正常人的一半。即使这样，在小心翼翼之下，仍然会意外怀孕，让我不得不怀疑，在这幢19世纪的老房子的某个角落，会不会真的有什么东西，在左右着这一切。

而这个孩子，突破重重阻碍，抓住了仅有的百分之一、千分之一的机会，在我们的日子安稳下来的第一时间，把一只脚踏进了这个世界。

我简直要崇拜他（她）了。

他（她）安静地待在我的肚子里，几乎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早孕反应和不适。以至于当我最终发现怀孕、去看医生时，已经是第12周。连几项早孕检查都错过了。医生指着我的肚子，对baby说，You are a little tough one.

 

走神的结果

(2011-05-21

去poncho学校开家长会。在她的课桌角上看到一张贴纸，上写，再不能走神了！似有自我告诫之意。回家我问，你为什么走神？你走神时都想什么？
她就给我讲了两个故事。
第一个故事。
从前有个王子，母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。
喂喂，有没有搞错？出生之前母亲就去世了？poncho鄙夷地撇撇嘴，说，所以这是一个问题，继续听。我只好闭嘴，继续听。
从前有个王子，母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。长大后，他成了英俊的王子。一天，他离开王宫，到外面游玩。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公主。他把公主带回了王宫。他的爸爸就娶了这个公主。于是他就有了新妈妈。三个人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happily ever after THE END.
第二个故事。
从前，有一个公主，被龙抓走了,关在城堡里。一个王子听说了，就去救她。王子勇敢地和龙战斗，然后被龙杀死了。公主就继续和龙在一起。THE END.
两个冷笑话啊。
这就是poncho上课走神的结果。

塔利班的猴子找到了中国知音

2011-03-15

早上随手翻看给孩子订阅的《中国少年文摘》今年第9期，里面有篇文章《阿富汗的猴子兵团揭秘》。说的是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分子训练猴子和狒狒使用冲锋枪和手榴弹，组成猴子兵团与美军交战的故事。文章写得有鼻子有眼。时间地点人物情节事件，一应俱全：

2009年7月，英国《独立报》战地记者阿萨米发现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的地方，有一个猴子训练营。塔利班士兵训练猴子使用武器，用来攻击美军。这位记者采访了萨哈湖美军战地医院的医生威廉，找到了一位叫罗斯鲁的上等兵，他就是被猴子投掷的手榴弹炸伤的，时间是2009年7月15日。
2009年12月，这位记者又通过叫昆拉的当地线人，受一个神秘人物的邀请，走进了猴子训练营。之后，他写下了5000字的通讯报道，在英国本土引起了极大关注。远在千里之外的美国也因这篇报道引发了激烈的争论。一些动物保护团体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活动，要求政府尽快撤军阿富汗，让猴子早日回归山林。而这正是那位神秘人邀请记者参观猴子训练营的目的。
阿萨米后来知道，“猴子士兵”的始作俑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。在越战时期，以“香蕉行动”为代号，cia训练猴子使用枪支弹药，瞄准敌方士兵。越战失败，美国军方解散了猴子兵团。没想到，被塔利班学了去。
你以为这样一篇有名字、有来源、有具体时间地点，5个w齐全的报道该是真实的吧？那我告诉你吧，它从头到尾都是编的。
我用英文搜索了一下，发现英国的确有一张叫《独立报》的报纸，但是却没有一位叫阿萨米的记者。这张报纸也从来没有发表过关于阿富汗猴子士兵的任何报道，更甭提5000字了。用英文在谷歌里搜索的结果，这篇消息最早的来源竟然是china people‘s daily online——《人民日报》人民网的英文版。时间是2010年7月9日。
我又用中文在百度搜索了一下，发现最早报道这个消息的是《扬子晚报》2010年6月28日，标题是《塔利班训练”猴兵”打美军用香蕉奖品教猴开枪》。人民网的那条英文报道就是根据这篇文章来的。这基本上是一篇新闻报道的格式，但却没有署名。只在最后含糊不清地缀上”沈文“了事。事件还是同一件事，但要简单得多，也没有所谓的煽情。还点出了猴子训练营所在地：瓦齐里斯坦部落。但里面只说“据英国媒体27日报道”，没有具体点明媒体来源和记者的姓名。给力的是，报道有两张图片。同一天，和很多网络媒体一样，《知音》网以《操枪弄炮轰美军的猴子兵》为题，也转载了这篇报道。图片也一并列上。过了3个月，2010年11月号的《知音》上，就刊出了《阿富汗的猴子都拿起武器》。就是被《中国少年文摘》转载的那篇。
我就不再一一列举文章违背常识、生编硬造的地方了。即使某些地方编得挺像，也改变不了这是一篇假故事的事实。我敢打赌，什么”萨哈湖美军战地医院“，什么线人昆拉，什么”香蕉行动“，都是作者凭空杜撰的。
就在人民网的那篇英文报道发表当月，译言网上就登出一篇译自captain的报道《猴子军？猴子军！》其中提到：北约官方发言人Lt. Col. Todd Breasseale称：“我们可以完全肯定这些都是瞎编乱造的谣传！”。威斯康辛大学，哈洛灵长类研究中心主任Coe也说：“如果你能让一个猴子学会用枪，那我肯定会躲得远远的，谁也不知道这些猴子会瞄准谁，再说那些武器发出巨响肯定会吓到很多动物，包括那些猴子，估计它们会扔下枪自己跑掉。”
从一篇子虚乌有的所谓新闻报道，衍生出这么一篇信口胡编的知音故事，还被广泛转载，这都是什么世道啊。早就知道《知音》杂志因“煽情标题”、“合理虚构情节“而著称，但没想到，瞪眼睛瞎编也是”知音体“的绝活儿啊。
领教。
幸好《知音》没有英文版，不然英语读者会被折磨疯的。这一故事唯一的消息来源人民网的英文报道已经入选了”black listed news“列入黑名单的新闻 和”disinformation “故意造假新闻。
再看一些好玩的评论：
it looks like the the People’s Daily from China has taken journalism lessons from the Korea Times considering this absurd article考虑到这么一篇匪夷所思的文章，中国的《人民日报》大概是师从《朝鲜时报》学习的新闻学。

I think the China daily misprinted their story. They meant the Talibans were attacking the monkeys.我想中国的报纸印错了。他们想说的是，塔利班正在攻击猴子。

I learned one thing from this story: the rhesus monkey lives in Afghanistan. I wonder how it survives the winter.通过这篇故事我学到了一件事，那就是，印度猕猴生活在阿富汗。我好奇它们怎么度过那里寒冷的冬天。
以上来自http://rokdrop.com/2010/07/12/chinese-media-claims-taliban-using-monkey-soldiers-to-attack-us-troops/
if this really happens im joining the army. I would employ some bananas dropped from the sky to distract the enemy. New meaning to air support.
如果这是真的，我就参军。我将雇佣一些香蕉，让它们从天而降，分散我们敌人的注意力。这是空中支援的新解释。
以上来自http://www.disinfo.com/2010/07/monkey-terrorists-in-afghanistan/
Great, next Sneezing Panda and Dramatic Chipmunk are gonna be fighting with the Taliban。太好了。下一个，就轮到打喷嚏的大熊猫和富有戏剧性的金花鼠来为塔利班打仗了。

monkeys in afghanistan
wont they be a bit obvious?
猴子在阿富汗，会不会太显眼啊？
communists just enjoy making thing up。这个怎么翻译呢？
以上来自http://forum.prisonplanet.com/index.php?topic=178910.0

fengxiang812011-03-22 23:07:44[回复] [删除] [举报]
我帮你翻译吧，共产主义者只喜欢吹牛逼！

爱莫能助的忧伤

2011-02-22 21:55:55

去年2月，我因为制作纪录片《路易艾黎》，到新西兰采访拍摄。有4天是在南岛基督城度过的。因为路易艾黎就是基督城人。他在这座城市郊区的一个小镇出生，在这里读小学，中学，和高中，19岁那年，他从这里参军入伍，到欧洲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。他出生那年，基督城的人口只有3万人。113年后的今天，基督城已经是南岛最大的一个城市，有人口35万。
那是多么可爱的一座小城啊。城市得以命名的古老的基督教堂，街上慢慢悠悠的有轨电车，在里面几乎走迷路的坎特伯雷博物馆，有成群的天鹅、野鸭尾随着皮划艇的小河……4天忙碌而短暂，却留下了十分美好的记忆。
去年9月，新闻中得知基督城遭受7.2级地震，心里咯噔一下。超过6级地震，就可能会死人的啊。况且，那是一座虽然遥远，却让我心理上十分亲近的一个地方。我在心里惦念着，我采访过的艾黎先生的亲人朋友还好吗？男子高中的那位校长和那些可爱的大男孩还好吗？那所以路易艾黎的名字命名的中文学校还好吗？我在铁路桥下偶遇的三个阳光男孩和他们的家人还好吗？
万幸的是，基督城挺了过来，只有人受伤，没有人死亡。在庆幸之余，内心里多了一份对这座城市的敬重，对谦和、勤劳、坚韧、乐观的新西兰人的敬重。
这两天，又听到新闻，基督城再遭6.3级强震侵袭。一些在去年地震中受到创伤的高层大楼终于倒塌；一些居民被困在变了形的摇摇欲坠的房子里，已经有65人丧生……
我再一次感受到那种远隔重洋、爱莫能助的忧伤。上一次是2008年汶川地震，当时我在美国。
祝愿我所认识和不认识的基督城的人们，愿你们一如既往的坚强、勇敢，愿你们早日度过劫难，重归和平宁静的生活，愿你们平安。

纯洁的小白丁

2011-02-22

晚上回家，Poncho给我讲了开学第一天班级里发生的一件事。
这学期新开了一门信息技术课。第一堂课上，老师需要选出这门课的课代表。她随手指派一个孩子说，你来当课代表吧。马上有人反对说，不行啊，他已经是数学课代表了。老师又指一个学生，说，那你来当吧。旁边的人说，不行，他是劳动班长。老师又指。不行，他是学习委员，不行。他是中队委员。
最后老师急了:班上还有谁，身上没有任何职务的？站起来！有两个男生恣恣扭扭地站了起来。老师说，好，就你们两个当课代表吧。
你怎么不站起来呢？我问Poncho。已经上中学的Poncho，从小学入学的第一天起，就从来没当过任何干部、代表、队长、委员，没有戴过任何徽章袖标杠杠，是一个纯洁的小白丁。
我才不要当呢。现在多好，我是班上唯一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人了。唯一一个啊。她伸出一个手指强调着，满脸兴奋的样子。
Poncho的班里有39个学生，现在，有38个都有了干部、代表、队长、委员之类的职务，或者说，官衔。这可比今天《新京报》援引《中国之声》报导的湖北黄陂一小学63个人的班级选出43个班干部的比例高多了。不过即便如此，毕竟还有Poncho这样的漏网之鱼。我还记得《共同关注》2003年刚开播不久，阿钟就做过一个节目叫《学生个个都是官》，是当时《中国青年报》首先报道的一件事。说的是长春的一所中学的班级里，无一例外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头衔。管花草的叫花班长，管黑板的叫黑班长，等等。阿钟的结论还是比较积极的，认为这样尊重孩子的个性，给了孩子公平的机会，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。
作为一种教育创新样式，全班学生都当官，已经不是新闻了。《中国之声》和《新京报》炒的其实是冷饭。我不明白的是，中小学里为什么一定要有学生当“官”呢？
先来一点延伸阅读。在美国和瑞士的小学里，学生中是没有班干部的。Poncho在美国读小学5年级时，班里有28个孩子，班主任叫Ms C.R。当Ms C.R需要类似课代表之类的帮助时，她会公开招聘：Volunteers？（有志愿者吗？）于是就有孩子把手举得高高的。如果需要帮助维持秩序什么的，老师会求助于家长，就会有家长轮流跑到班级里当志愿者。瑞士的小学里不仅没有干部，甚至没有任何评比、奖励。什么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少先队员”、“优推生”之类的，对瑞士的孩子来说都像天方夜谭。
这样在美国人瑞士人看来理所当然的格局，背后支撑的理念就是两个字，平等。所有的孩子人格上都是平等的，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，理应得到教育者平等的对待。如果仅仅因为有的孩子身体发育早些，智力发育早一些，考试分数高些，有的孩子长得漂亮更讨老师喜欢，就比别的孩子得到更多的机会，甚至对其他人拥有了或大或小的权力，这简直是匪夷所思。他们连想都不会想到这种馊主意的。在美国这样曾经有过惨痛历史教训的国家里，对平等更是格外敏感。在学生中分出一道杠，两道杠，三道杠，还戴在胳膊上，公然地把人分成三六九等，这不就是歧视吗？小心家长把学校告上法庭！
再来看我们的学校。
6岁的孩子一入学，就要在几十人的班级里选班干部。首先选出班长，这是大王。然后是副班长，小王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然后是学习委员，生活委员，体育委员，文艺委员，劳动委员，虽然不是大小王，至少也是个J、Q、K。还有小组长，课代表，依次往下排。最后就剩下3、4、5、6一类的芸芸众生了。到了二年级，少先队成立了。相同的体系，再来一遍。这回简单，三道杠，二道杠，一道杠，没杠。
于是，刚刚离开家庭的孩子，马上进入到了一个被等级化了的小社会。每个孩子，都有了自己的初始位置。有的孩子，第一次尝到了高人一等带来的荣耀和满足，有的尝到的却是被抛弃在下端带来的失落和愤懑。
我忽然想，学校里的这种格局，不就是外面世界的一个简易模板吗？都是一棵爬满猴子的树，向下一看全是笑脸，向上一看全是屁股。只不过，学校的这棵等级之树小一些，只有三个枝杈。而这些初涉人世的小猴子们，都被赶上了树。
孩子混沌一片的心灵，就这样被由权力定位的等级结构给格式化了。对社会的第一次启蒙教育，是关于等级的。孩子一入小学，就被纳入了权力的体制。终其一生，他或她都将在这个由权力构成的大树上，奋力向上爬，希望看到更多的笑脸，看到更少的屁股。
我们的人生，也就这样被规定了。
现在，有的学校让每个学生都大大小小地当个干部，这是不是件好事呢？这就看它的初衷是什么了。如果是为了淡化官意识，强调责任和服务意识，不啻釜底抽薪，对这种等级体制来个解构，自然是向前迈了一步；如果，仅仅因为在学校的官还没有什么含金量，不值钱，就干脆人人有份，吃起大锅饭，人人过把官瘾，唉，我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了。
所以，我对Poncho一直是个小白丁这件事颇能看得开。那不意味着孩子学习差能力弱，不讨人喜欢；我宁愿从另一方面理解：她压根就没想上树和你们玩。我猜想，当所有孩子都上树了，站在树下看热闹的Poncho，看着一树的猴子，一定觉得挺好玩的吧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