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1-02-22
晚上回家，Poncho给我讲了开学第一天班级里发生的一件事。
这学期新开了一门信息技术课。第一堂课上，老师需要选出这门课的课代表。她随手指派一个孩子说，你来当课代表吧。马上有人反对说，不行啊，他已经是数学课代表了。老师又指一个学生，说，那你来当吧。旁边的人说，不行，他是劳动班长。老师又指。不行，他是学习委员，不行。他是中队委员。
最后老师急了:班上还有谁，身上没有任何职务的？站起来！有两个男生恣恣扭扭地站了起来。老师说，好，就你们两个当课代表吧。
你怎么不站起来呢？我问Poncho。已经上中学的Poncho，从小学入学的第一天起，就从来没当过任何干部、代表、队长、委员，没有戴过任何徽章袖标杠杠，是一个纯洁的小白丁。
我才不要当呢。现在多好，我是班上唯一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人了。唯一一个啊。她伸出一个手指强调着，满脸兴奋的样子。
Poncho的班里有39个学生，现在，有38个都有了干部、代表、队长、委员之类的职务，或者说，官衔。这可比今天《新京报》援引《中国之声》报导的湖北黄陂一小学63个人的班级选出43个班干部的比例高多了。不过即便如此，毕竟还有Poncho这样的漏网之鱼。我还记得《共同关注》2003年刚开播不久，阿钟就做过一个节目叫《学生个个都是官》，是当时《中国青年报》首先报道的一件事。说的是长春的一所中学的班级里，无一例外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头衔。管花草的叫花班长，管黑板的叫黑班长，等等。阿钟的结论还是比较积极的，认为这样尊重孩子的个性，给了孩子公平的机会，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。
作为一种教育创新样式，全班学生都当官，已经不是新闻了。《中国之声》和《新京报》炒的其实是冷饭。我不明白的是，中小学里为什么一定要有学生当“官”呢？
先来一点延伸阅读。在美国和瑞士的小学里，学生中是没有班干部的。Poncho在美国读小学5年级时，班里有28个孩子，班主任叫Ms C.R。当Ms C.R需要类似课代表之类的帮助时，她会公开招聘：Volunteers？（有志愿者吗？）于是就有孩子把手举得高高的。如果需要帮助维持秩序什么的，老师会求助于家长，就会有家长轮流跑到班级里当志愿者。瑞士的小学里不仅没有干部，甚至没有任何评比、奖励。什么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少先队员”、“优推生”之类的，对瑞士的孩子来说都像天方夜谭。
这样在美国人瑞士人看来理所当然的格局，背后支撑的理念就是两个字，平等。所有的孩子人格上都是平等的，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，理应得到教育者平等的对待。如果仅仅因为有的孩子身体发育早些，智力发育早一些，考试分数高些，有的孩子长得漂亮更讨老师喜欢，就比别的孩子得到更多的机会，甚至对其他人拥有了或大或小的权力，这简直是匪夷所思。他们连想都不会想到这种馊主意的。在美国这样曾经有过惨痛历史教训的国家里，对平等更是格外敏感。在学生中分出一道杠，两道杠，三道杠，还戴在胳膊上，公然地把人分成三六九等，这不就是歧视吗？小心家长把学校告上法庭！
再来看我们的学校。
6岁的孩子一入学，就要在几十人的班级里选班干部。首先选出班长，这是大王。然后是副班长，小王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然后是学习委员，生活委员，体育委员，文艺委员，劳动委员，虽然不是大小王，至少也是个J、Q、K。还有小组长，课代表，依次往下排。最后就剩下3、4、5、6一类的芸芸众生了。到了二年级，少先队成立了。相同的体系，再来一遍。这回简单，三道杠，二道杠，一道杠，没杠。
于是，刚刚离开家庭的孩子，马上进入到了一个被等级化了的小社会。每个孩子，都有了自己的初始位置。有的孩子，第一次尝到了高人一等带来的荣耀和满足，有的尝到的却是被抛弃在下端带来的失落和愤懑。
我忽然想，学校里的这种格局，不就是外面世界的一个简易模板吗？都是一棵爬满猴子的树，向下一看全是笑脸，向上一看全是屁股。只不过，学校的这棵等级之树小一些，只有三个枝杈。而这些初涉人世的小猴子们，都被赶上了树。
孩子混沌一片的心灵，就这样被由权力定位的等级结构给格式化了。对社会的第一次启蒙教育，是关于等级的。孩子一入小学，就被纳入了权力的体制。终其一生，他或她都将在这个由权力构成的大树上，奋力向上爬，希望看到更多的笑脸，看到更少的屁股。
我们的人生，也就这样被规定了。
现在，有的学校让每个学生都大大小小地当个干部，这是不是件好事呢？这就看它的初衷是什么了。如果是为了淡化官意识，强调责任和服务意识，不啻釜底抽薪，对这种等级体制来个解构，自然是向前迈了一步；如果，仅仅因为在学校的官还没有什么含金量，不值钱，就干脆人人有份，吃起大锅饭，人人过把官瘾，唉，我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了。
所以，我对Poncho一直是个小白丁这件事颇能看得开。那不意味着孩子学习差能力弱，不讨人喜欢；我宁愿从另一方面理解：她压根就没想上树和你们玩。我猜想，当所有孩子都上树了，站在树下看热闹的Poncho，看着一树的猴子，一定觉得挺好玩的吧？
